和阿佩莱斯一样，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他的艺术理想，留下了他的艺术标识——因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于1958年10月23日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

　　帕斯捷尔纳克，就其歌喉的力量而言，就其深刻和真诚而言，就其题材的广阔而言，就其诗歌性格的博大而言，就其与祖国的历史生活的联系而言，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就其对艺术的责任和使命感而言他更是属于全人类的艺术家。 

　　出生于1890年逝世于1960年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他的生命乃至文学主题均被战争左右。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等等。他生逢乱世，世界没有安宁过，他也从未真正感受过和平与安宁。但是，无论命运之灾难怎样降临，无论什么样的风暴袭击，他都像岩石般至死不渝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他眼里的莫斯科永远“在世界上最为清秀好看”，他的莫斯科的嘴角发出的永远是“最安详的孩子样的微笑。”

　　帕斯捷尔纳克在艺术上追求理想但不回避现实，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和历史转折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叙述和抒写。他一生著述丰厚，这里仅选取了几个时段进行裁切，用以叙写他的生活和创作，并藉此来靠近和理解他的艺术生命。 

诗情激越，正是岁月变奏的主题

我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

超越全部的成功或挫折，

因为有了你，发黄的旧世界

也变得比白漆更加光洁。　　

 ——帕斯捷尔纳克

　　“阿克梅”的主将曼杰什塔姆1923年在《诗歌笔记》一文中兴奋地写道：《生活，我的姐妹》推动俄国诗歌又一次启航驶向开阔的大海而“其他许多乘客发现有必要下船了。”19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我的姐妹》和次年的《主题与变奏》两部诗集相继出版，引起俄国诗坛轰动，这两部作品给帕斯捷尔纳克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他独树一帜的艺术才能使他进入俄罗斯诗坛巨匠之列。这两部抒情诗集就像自从普希金起就再也不曾奏响过的一段不仅独特而且成熟的和音。学界公认它在艺术上既吸纳了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优点，又回避了象征主义“优美而空洞的音响的串联”和未来主义泛滥的“随意扩大语汇”的缺陷。它没有现代主义流行的戏剧化、面具化的修辞。诗人既不是编造者也不是魔术师，他恢复了诗句逻辑结构的童贞力量，创造了俄国诗歌的新系统。帕斯捷尔纳克被指认为这种新模式的奠基人。后来的俄国诗坛走向证明这种新和音成为所有俄国诗人的共同财产，成为俄罗斯诗歌的新传统。任何人获得这样的成就都不会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一个勤奋、博学的孜孜不倦的探索的过程。

　　早在1914年和1917年，帕斯捷尔纳克先后出版了诗集《乌云笼罩的双子星座》《越过壁垒》。帕斯捷尔纳克说第一部诗集的命名是缘于对宇宙学的奥妙现象的模仿，是一本不成熟的练习册。那时候，在写作中帕斯捷尔纳克已注意到浪漫主义形式下的文本缺点，尽力回避在他看来是浪漫主义的虚伪和做作的东西。他梦寐以求想达到的高度是：让诗本身含有内容，含有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比如，集子中有两首诗，一首是《威尼斯》，另一首是《火车站》，诗人需要的是让一首诗中包含威尼斯市，而另一首包含布列斯特火车站——即如今的白俄罗斯——波罗的火车站。《火车站》里有这样的诗句：“往往是在阴雨天和枕木的大调动中，西方便会变的更开阔。”透过诗可以看到作者不是在阴雨天把枕木调动，也不仅是西方更开阔，他是诗人的内在结构与诗人的思维空间更加开阔了，这时他已具备成熟诗人的气质了。到第二部诗集对诗歌力量的掌控上则完全成熟，就像雨燕一样：“享受蔚蓝色凉爽的冲动。/他敞开声音洪亮的胸怀，/悠扬的歌声不断飘向空中。”就是靠这样的自由、激情和广博，这部诗集受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肯定。

　　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本国内战的洗礼。帕斯捷尔纳克成熟了。虽然因童年折断的腿，免服兵役，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避开一切风暴和苦难。一战期间他在乌拉尔山的一个生产武器的化工厂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返回莫斯科。之后，红军和白军间的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战火之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直到1922年苏联政权建立，内战结束。此时的俄罗斯在帕斯捷尔纳克眼里充满着新的希望：“生活——我的姐妹，即使今天/也热情洋溢，如春雨沐浴人间……”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中诗人不再是自己独唱，而是俄罗斯兄弟姐妹们在合唱。这部诗集问世后，由于很多读者无法领会这种以自然隐喻的多声部演奏的结构，竟然被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认定为未来主义的杰作。而诗集中被忽视的自然和人、自然和艺术的关系的诗学观念及其技巧恰恰是帕斯捷尔纳克得意之处，他知道他作品的力量超越了那个时代诗学概念的范围。但是，与1923年出版的诗集《主题和变奏》相比，《生活，我的姐妹》如果脱掉“自然”这个庞大的外套，诗篇中诸多技巧就显外露，情感抒发仍然有浪漫主义诗歌的浅易、语调和提示太过直白和响亮的缺点。《主题和变奏》则既有思想淘洗后的深沉和思考，又有诗歌技巧上同构的地岩似的情感力量支撑。也正因为这些特点，它一方面被诗坛认为晦涩难懂，另一方面，俄罗斯诗坛巨匠们已经认识到帕斯捷尔纳克无庸置辩地成就了俄罗斯诗歌的新传统。

灵魂最后的边界

我们彼此触及。用什么？用翅膀。

我们的亲缘来自远方。

诗人孤身一人。可那领来诗人的人

却与承载的时间不断相遇。

——里尔克

一

　　或许，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在1926年的通信所具有的狂喜只能在分离的状态下才能被道出。时间已过百年，然而没有任何东西使这些书信所放射出的光芒黯淡下来，当时，他们彼此一封接一封的书信投向对方，道出他们不可能的、但却值得称道的诉求。现在，当“一切均已淹死在教义中”，他们的激情和执著，给人的感觉依然是木筏、灯塔和沙滩。

　　这是一个关于诗歌和精神生活的、激情戏剧化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他们表现出了情感的无羁和灵感的纯净。像爱诗歌一样爱对方，以抵达诗歌本身。他们实则互为诗歌技艺的魔镜，进行有预谋有计划的施法，进行一种智慧的豪夺。抒情诗的力量，也从未有过如此光彩夺目、如此让人迷醉的辩护，这一切存在于书信之中。

二

　　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相同，熟悉并热爱德语、德国浪漫派诗歌和德国音乐。 成年后的帕斯捷尔纳克在德国马尔堡攻读过哲学。茨维塔耶娃从童年起就接近德国文化并曾随父母到过德国。母亲有波兰和德国血统。少女时期的茨维塔耶娃“带着热烈的、忘我的快感阅读起了德语书籍”。她称德国是她的激情、祖国、心灵的摇篮！

　　生于奥地利的里尔克，学习过俄语，他的初恋兼精神导师莎乐美就出生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里尔克曾两次同她游历俄国，他对俄罗斯文化热爱而迷恋，俄罗斯是里尔克精神中的故乡。里尔克晚年时和一位波兰朋友谈到他对俄国的最初观感：“ ……教堂的身姿高耸在黄昏里，暮色中，许多朝圣者站在教堂两旁，等待开门。”这一非同寻常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他。里尔克平生第一次产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就像是面对故乡的亲切感。正是在俄国，里尔克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艺术家，明确了一生的使命。

三

　　1917年7月，俄罗斯流亡或躲避战乱的很多人都回国了，也把外部的新鲜的文学血液带了回来。爱伦堡慕名找到帕斯捷尔纳克，他谈到茨维塔耶娃的诗，赞不绝口，还把诗拿给帕斯捷尔纳克看，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写得和谐悦耳，诗意清新，帕斯捷尔纳克那时还无法理解茨维塔耶娃诗歌的实质。茨维塔耶娃的诗必须精读。早期茨维塔耶娃就是所有其他象征主义都想要当而又当不上的那种人物。1922年，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买了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里程碑》。他被诗歌形式的抒情魅力征服了。相似的家庭文化教养和对音乐的理解，使帕斯捷尔纳克感到亲切，他发现在诗歌艺术上和茨维塔耶娃有相同的出发点、目的和爱好。帕斯捷尔纳克给居住在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寄去了一篇由衷地赞美之词。他带着狂喜爱上了茨维塔耶娃，爱上了茨维塔耶娃无与伦比的诗歌手艺：

　　“你如此美丽，就是姐妹，我生活的姐妹，你自天而降，落在我的身上；你简直就是灵魂最后的边界。你是我的，也从来都是我的，我全部的生命都属于你。你是个巨人，一个恶魔般巨大的演员，玛丽娜！”  

　　1923年1月21日，帕斯捷尔纳克在寄赠茨维塔耶娃他新出版的诗集《主题与变奏》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赠给无与伦比的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顿涅茨的，热情似火的，地狱般可怕的。此书作者是她天才的崇拜者，他斗胆出版了这些残渣碎屑，如今正在忏悔。”就此，他们开始了更为频繁的书信往来。像爱诗歌一样爱着对方，在诗歌中相濡以沫。1925年2月1日茨维塔耶娃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道：

　　“鲍里斯，这些年我都是与您一起生活的，与您的心灵一起生活，就像您与那张照片一起生活一样。”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下半期除了生活上的困苦也是一个创作上的艰难时期。当时，他甚至产生过所写的一切均无意义的念头。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困扰，并且越来越强烈。帕斯捷尔纳克觉得,无论诗歌具有怎样的长处，它也不比空气更有扩张力。个性就是声音的传播介质。“个性”并非唾手可得，也非人人皆有获取“个性”的资本。旧的“个性”被摧毁了，新的“个性”还没有形成。没有共鸣，抒情诗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帕斯捷尔纳克把这样的疑虑在信中跟茨维塔耶娃谈过。1925年间茨维塔耶娃在回信中回应了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对自己创作能力的怀疑以及他的犹豫遭到茨维塔耶娃愤怒的回击：“我真是不理解你，你居然要抛弃诗歌。然后呢？从桥上跳进莫斯科吗？亲爱的朋友，和诗歌在一起就像和爱情在一起；一刻也不会分离，直到它杀死你。”

　　在此之前，茨维塔耶娃的天赋已经被勃留索夫、沃洛申、古米廖夫等权威认可，她的知名度在莫斯科艺术界不断增长。和平时期行将结束之时，茨维塔耶娃就将自己的诗歌志向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让其寄生在自己的命运上。从此后，帕斯捷尔纳克在茨维塔耶娃的赞赏和鼓励之下，开始写作反映1905年革命的大型长诗和叙事诗《施密特中尉》。 

四

　　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比之《里程碑》带给帕斯捷尔纳克更大的震撼。他于1926年3月25日致茨维塔耶娃的信中激动地写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你在哪儿会看见我两腿朝上倒挂在空中呢？我这已是第四个晚上，把一小块黑暗泥泞的、烟雾朦胧的、夜间的布拉格塞进我的大衣，时而远处有一座桥，时而突然和你在一起，你就站在我面前，我在跑向一些人，他们突然出现在排队办事的队列中，或是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我用断断续续的嗓音让他们了解令人伤心的抒情诗、米开朗基罗式的大气作品和托尔斯泰式的冷漠作品的那种深奥之处，它就叫做《终结之诗》。我是偶然得到这首诗的，是打字稿，还没有标点符号。……《终结之诗》把帕斯捷尔纳克精神中毛发一样细微的触角都有力地震动了，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一种自由，他的感觉无障碍的在时间中穿行，他对茨维塔耶娃说：“我终于和你在一起了。因为我看清了一切，我相信命运，所以我本来可以沉默不语，把一切都托付给命运，这种让人头晕目眩的、不公正的命运，这忠心耿耿的命运。但是，正是在这个想法中包含着我对你的许多情感，即便不是全部的情感，我也难以掌控这个想法，我如此强烈，如此全身心地爱你，以至于成了这一情感中的一个物品，就像一个暴风雨中游泳的人，我需要这种情感把我掀起来，把我侧身放倒，把我头朝下倒挂起来——我被它裹住了，我成了一个婴儿，你和我的两人世界中的第一个、唯一的婴儿。”再有，《捕鼠者》同样令帕斯捷尔纳克爱不释手，充满激情和狂喜。他连续两次在信中谈到他的感受和看法。

　　1926年7月10日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论《捕鼠者》的第二封信我立即全明白了：你的阅读，一如我的写作，而我的阅读，又一如你的写作。”  

　　在帕斯捷尔纳克眼里：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怀有男性事业心的女人，办事果断，有战斗精神，性格桀骜不驯。她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和几乎是凶猛地追求完整性和明确性，并在这一追求中走得很远，超越了众人。 

　　茨维塔耶娃能够对在很多方面都与自己的创作构成呼应的帕斯捷尔纳克创作做出评判，她的评判非常深刻，远远胜过许多同时代的人。她在1928年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父亲的信中这样说：“鲍里斯非常出色，可是很少有人理解他，就连那些爱他的人也不理解他呀！面对词的工作……词即目的……词的自在生命……既然他的全部创作，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为了实质而进行斗争，既然除了实质（当然，对于诗人来说，就是通过词释放出的实质）之外他就别无所求了。……”

五

　　帕斯捷尔纳克谈到过，他是为了一些瞬间而活的，在这种瞬间里，“一个完整的情感闯入空间，并占据了它所面临的整个空间。”里尔克第二次游历俄国，即1900年夏天的一个炎热的早晨，对于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是那样的一个瞬间，亲眼见到了他，库尔斯克车站站台上相遇，里尔克成了帕斯捷尔纳克一份神圣的记忆。

　　1930年，在纪念里尔克的作品中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天才作家下意识领域是无法度量的。在他的读者身上产生的一切感受就构成了这一领域，但他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是他无从知晓的。我不是在用自己的回忆来纪念里尔克。相反，这回忆是他赠予我的礼物。他带领人们穿越晦涩的回忆录走向诗人情感的内核，这部作品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写成的，帕斯捷尔纳克或许是在下意识地与里尔克展开竞争，即使不能超越里尔克在散文方面的最高成就《马尔特手记》，也试图与其平起平坐。

　　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通信之前，里尔克这位德语诗人的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公开体现隐士艺术家的浪漫主义理想，居住在中世纪古堡里以躲避世界性的革命和战争；贫穷，崩溃；里尔克因此被视为诗歌的化身。恰如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评述：

　　“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

　　战争，杀戮，搏斗中被刺穿的肉，——还有里尔克。

　　由于里尔克，我们的时代将被释放给大地。

　　就倒逆性而言，亦即就必要性而言，亦即就对于我们时代的解毒剂而言，里尔克只可能诞生在我们的时代。

　　这便是他的现代性。”

　　1926年51岁的里尔克当时在瑞士治疗白血病。36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34岁的茨维塔耶娃为生计辗转于捷克和法国。 

　　1959年2月4日，也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前一年，他在致法国朋友信中还谈到里尔克对他的影响：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变他的曲调而已，对于他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总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夸大其词。将有效的自我完善视为生活的构成因素，这种追求使得年轻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就已经拒绝了浪漫主义的极端性。帕斯捷尔纳克1926年4月12日写给里尔克的信如实谈到了对自己的影响：“请允许我一吐为快吧，怀着我已经体验了二十年之久的爱意、敬慕和感激。我把我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积累都归功于您。”

　　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从1909年开始翻译里尔克的诗歌，沉浸在里尔克构筑的艺术信念里，把艺术家的劳动视为一种清心寡欲似的学艺过程，始终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任务——在词语中显现“自然的形象”，这个形象充满存在的幸福、与万物合一的幸福。帕斯捷尔纳克说读里尔克的作品与初读勃洛克的诗作时感到一样的震惊，它们有同样的特点：所说的事情都是迫切的、绝对的、郑重的，就其本来功能的。勃洛克的诗歌来源于散文，散文是他的源泉。但是勃洛克不把散文纳入自己的表现体系之中。而里尔克，现代长篇小说家绘形绘声的叙述手法与心理描写跟他诗歌的语言风格分不开。帕斯捷尔纳克1922年出版的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就是遵循这样的艺术信念结出的果实。

　　就是在1926年4月12日的那封信，帕斯捷尔纳克除了表达对里尔克的无比敬慕之情，还把茨维塔耶娃介绍给了里尔克，他在信里写道：“……一位女诗人，她热爱您的程度不下于我，与我对您的爱亦无二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个天才的大诗人……我希望，我斗胆希望她也能分享到我由于您而获得的那种欢乐……我爱您，犹如诗是可能而且应当被爱的，犹如有生命力的文化颂扬其顶峰、为它们而欣喜并依赖它们而存活。我爱您，我可以自豪的是，无论是我的爱还是我已提到的我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朋友玛丽娜的爱，都是无损于您的。……我请求您让玛丽娜转寄。不能肯定瑞士的邮件能抵达我们这里。”

　　很快，茨维塔耶娃收到了里尔克寄来的两部诗集《杜伊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和信件。里尔克在信中写道：

　　“……在巴黎，可是为何——我在自问——为何我未能遇见您呢，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如今，在收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来信之后，我相信，这一相遇也许会给我们两人带来最深刻的隐秘欢欣。我们何时能补救一下这件事吗？！” 

　　诗歌是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元素，它借助其“承载者”——即诗人而体现在时间中。在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中，三人不约而同地写道了那种能“通过时间”在诗人身上诞生出的不朽和永恒的东西。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帕斯捷尔纳克在给里尔克的信中谈到，诗人就是“那永恒地构成诗歌的内容，并在不同的时间里获得不同名称的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话与里尔克的思想构成了深刻的呼应，所以，里尔克送给茨维塔耶娃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们彼此触及。用什么？用翅膀。/我们的亲缘来自远方。/诗人孤身一人。可那领来诗人的人/却与承载的时间不断相遇。”

　　里尔克的相遇之情很快得到茨维塔耶娃的热情响应。1926年5月9日和10日茨维塔耶娃给里尔克寄去充满敬慕之词的回信。她后来给女友信里谈到里尔克 “德国的俄耳甫斯，不是里尔克，而是诗歌之魂。”通信很快演变为三重唱。最后加入的茨维塔耶娃，却迅速成为一股燃烧的力量，她的需求，她的大胆，她坦露的激情，都是强烈无羁的。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毫不退让的人，她先是越过了帕斯捷尔纳克，随后又越过了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诗的声音只有在绝对的隐居中才能显现得纯洁而清晰。三位志趣相同的诗人绝对的隐居于彼此的书信中，他们用灵魂进行最紧张而激烈的交流。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充满真正爱情的世界，就是那种能够实现灵魂结合、而非肉体结合的世界。她在给里尔克的信中写道：

　　“……我不是活在自己的体内——而是活在自己的体外。我不是靠自己的嘴活着的，吻了我的人会从我旁边走过。”

　　在书信里，茨维塔耶娃一直在创造并主导着这样一个高尚化了的精神世界。在三人通信中，茨维塔耶娃试图将她与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的整个交谈都纳入到“爱情的”河床中。茨维塔耶娃曾在1926年8月2信中霸道地对里尔克要求：

　　“……请你听着并记住：在你的国度里，莱内，只有我一人代表俄罗斯……莱内，天色越来越晚了，我爱你。火车在轰鸣。火车是狼，狼就是俄罗斯。不是一列火车，而是整个俄罗斯都在向你轰鸣……——今夜，我将和你睡在一起。一片黑暗中有一个缺口；因为有星星，所以我相信：它是窗户…… ”

　　里尔克则在紧随其后的信件回复中谈到他对茨维塔耶娃的爱：

　　“……如果我不那么相信，我们注定要彼此结合，仿佛两个层面，两个温情毗连的岩层，同一巢穴的两半，梦的巢穴，里面居住着一只大鸟，一头凶猛的精神之鸟！”但是对于茨维塔耶娃排斥鲍里斯爱自己的妻子，里尔克不赞同，他说：“你对鲍里斯太严厉，近乎残酷。”并严厉的告诉茨维塔耶娃对于除她之外“任何时候都别再拥有另一个俄罗斯！”的要求，他不接受。里尔克说：“我反对一切排斥（它源于爱，却会在成长中麻木……）：你会接受这种样子的、还是这种老样子的我吗？”

六

　　里尔克去世，对茨维塔耶娃打击很大，她在精神上失去了一个支柱，诗歌途中失去了亲密的伴侣。她对里尔克晚年的亲密女友说，里尔克是她最后的德国情结。她喜爱的语言，她喜爱的国家（甚至在俄德交战期间！）就像俄罗斯对于里尔克那样（伏尔加的世界）。没有了里尔克，她再也没有了朋友，也没有了欢乐。

　　她于1927年2月8日至9日致信帕斯捷尔纳克悲痛的悼念里尔克，她写道：

　　“二十九日，星期三，有雾的一天？/晴朗的一天？——没有报道！——/成为孤儿的不仅是你我，/在大前天的那个早晨……” 

　　里尔克的离去使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依恋更深。帕斯捷尔纳克成了她整个人最后的希望，她整个人尚且存在的依托。贫困交加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绝望、痛苦，促使茨维塔耶娃的笔触开始向诗歌的另一端滑翔——死亡主题。茨维塔耶娃曾说过：活着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却是为了活着。茨维塔耶娃仰仗生活，仰仗和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的爱情确认自己诗歌的真实： 

　　“整个身体的疼痛——仿佛/衣服的下摆里裹着一座山！/凭借整个身体的疼痛，/我在领悟爱情。//我体内的田野仿佛/以为每一场雷雨而被犁开。/凭借众人的远方，/我在近处领悟爱情。//我的体内仿佛/被掏了个洞，直抵漆黑的骨架。/凭借躯体中呻吟的血管，/我在领悟爱情。//穿堂风像马鬃/掠过，匈奴人：/凭借喉咙口最忠诚琴弦的断裂，/我在领悟爱情。//铁锈，活的盐。/凭借遍布身体的裂缝，/我在领悟爱情，/不，凭借身体的颤音！”

活着，却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一

我们活着，我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

 ——曼杰什塔姆

　　从1927年开始，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经济首先进行转折。斯大林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要在短期内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于是按照每五年一个计划的方式，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经济。这使苏联这个落后的国家在十几年内迅速改变了面貌，跃为世界军事强国。但是由于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导致了乌克兰大饥荒，甚至动乱，人民生活物质极其贫缺。在此期间，斯大林还树立起个人崇拜，发动“大清洗”运动，以各种罪名清洗布尔什维克元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任何国度，任何王朝，这种时候文化必被牵涉到深渊中去。

　　斯大林对文化艺术同样进行了“大清洗”，理由归咎于托洛茨基分子。“新的正统”随着托洛茨基的垮台而建立起来，孕育出了“以其冷酷的简单性和粗鲁的狂热新世界观而自诩的无产阶级文化”。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保护证》写道：1929年是“诗人的最后一年”；在《人与事》中说“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文学停滞了”。政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控制了文学的走向。大清洗和大审判戕害和杀戮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它“对苏联文学界的改变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当然，也有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的自杀，如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

　　文学是人性和时代的一面镜子。当人与世界被盲目而不可自持的命运所决定，将制造出真正的孤独和恐惧。诗人也许是对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保持清醒态度的见证。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帕斯捷尔纳克听到这个沉痛的消息后，写下悼念他的《诗人之死》“……一张张脸庞上泪痕纵横，/恰是一个个被撕破的渔网。//……这一天是平安的一天，比以前/度过的许多日子更为平安。/ ……你沉睡了，把床铺在诽谤上/沉睡了，不再颤动，安详静寂，——//…… 你沉睡了，脸贴着枕头，/沉睡了，——竭尽全力，不顾死活/一遍又一遍地、全速地闯进一种年轻的传说。/你更显眼地闯入其中，一个跳跃就获得成功。/你的射击就像埃特纳火山/在胆小的山麓小丘中间轰然喷放。”马雅可夫斯基再也不用担惊受怕，选择自杀意味着选择了平安。他的勇气令人钦佩——“胆小的山麓小丘”轰然喷出埃特纳火山的力量！

　　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树帕斯捷尔纳克为诗人的样板，希望以他取代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但帕斯捷尔纳克不属于时代弄潮儿类作家，无法适应政权需要，仅一年后又被逝世的马雅可夫斯基所取代。关于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曾谈到：马雅可夫斯基除自杀前写的《放开喉咙唱》那部不朽的文献作品外，他的后期作品中那些押韵的陈词滥调、那种华丽的空话、那些做作、混乱和不巧妙地讲出来的老生常谈的老道理，“那根本不是马雅可夫斯基”。荒谬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去世五年后，他的作品被当局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帕斯捷尔纳克沉痛地把这称作马雅可夫斯基的第二次死亡。这一次马雅可夫斯基是无辜的。

　　说到底，诗采用的形式就是一种记忆的手段，它能在人的生活结构失灵时，让大脑保存一个世界。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曼杰什塔姆分别用诗歌记忆了笼罩恐怖和迷雾的俄罗斯。

　　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下“或许我不知道，若是钻进黑暗，/夜晚也就永世不会进入光明，/我——是一个畸形儿、千万人的幸福/抵不上百来人无所事事的幸运？//难道我没有比较五年计划，/没有随它升降、沉浮？/但是，我怎么背负着沉重的胸廓/与因循守旧的事物共同相处？//在伟大的苏维埃时代也是枉然，/崇高的及其激情被剥夺了立足之处，/留下了诗人位置的一片空缺，/即使不空，也是危如朝露。”

　　茨维塔耶娃同年9月写道：“……——五年——整个世界——/我们的梦一直如此！/——你们的——只是五年之梦——/我的——却是五个世纪。……” 

　　曼杰什塔姆1933年悲愤地写下：“我们活着，我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

　　这样充满爱，恐怖、记忆、文化与信仰的不安，高亢、纯净的声音—— —个个颤抖的声音，也许像是一支在强风中燃烧却绝不会被吹灭的火柴。这声音会永远存在，即使它的主人离去。 

二

在这儿，十二月党人的后裔，

俄罗斯英雄的儿女，

用蒙特克里斯托枪射击乌鸦，

并且刻苦攻读拉丁语。

只要是力所能及，

他，就像父辈，会满腔热忱，

对斯拉夫派的祖先

重新考察，并出版他们的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6月法国投降。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11月初，德国中央集团军逼近莫斯科。苏联的卫国战争自此拉开序幕。面对德国侵略，帕斯捷尔纳克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投身反法西斯战争中，同绥拉菲莫维奇一起上前线，英勇作战，并获得一枚奖章。

　　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唤醒了帕斯捷尔纳克沉睡的无穷创造力。他诗思涌动，才华横溢。他创作的不带政见及政治性（多数是纯抒发个人感情向往美好生活）的诗篇受到前线士兵的喜爱，他的诗歌在前线士兵中流行起来。有的诗尚未发表，都被私下以手稿的形式互相传抄。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诗篇，语言优美、清新，情感深沉、真挚，风格明快、硬朗。在内容上有抒发对发动不义战争者的谴责“……记住他们的射击。/他们为所欲为。/像伯利恒的希律，/可他们罪责难推。”有的则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美好的新世纪必将来临。/目睹者也会离开尘世。/小小残废者的苦难/却不会被人忘记。”在战争面前，人类大难临头的时候，诗人之痛都是血水浸泡的，此时，没有技术、没有阻滞，诗会喷涌不止，像伤口处喷出的霞光。

　　“……他孑然一身，/……他经常来到花园/登上民兵观察站，/朝着斯摩棱斯克，/眺望落日的霞光。//在傍晚的美景之中，/战士们的五吨卡车/在公路上鱼贯而行，/经过维亚济马和格扎茨克。//他还不算老迈，/也不遭受青年的责备，/可他那支霰弹枪/比他年轻二十岁。（《孤身无家的人》）”这是赞美俄罗斯人民保家卫国的颂歌。

　　“……祖国的春天的呼吸/从空间冲洗了严冬的痕迹，/并在斯拉夫民族哭过的眼中，/洗净被泪水浸黑的眼皮。/到处，草儿准备匍匐而行。/古老的布拉格的大街/沉默着，一条比一条更弯曲，/但如同峡谷，闪现光彩。//关于摩拉维亚/和捷克的传说，满怀春天的欢快，/摆脱了无权的雾幕，/如朵朵鲜花从雪中绽开。……（《春》）”这是诗人对胜利后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正如诗人所期盼，1944年英勇顽强的苏联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争胜利后，帕斯捷尔纳克渴望新鲜空气吹进苏联，渴望曾令俄罗斯人民胆战心惊的清洗、镇压不再重演，尽管“……透过昔日的变迁，/透过饥寒和连年的战争”，但是“我默默地认识了/俄罗斯独一无二的特征……”（《在早班火车上》）尽管“……公园像传说一样衰老了。/这儿站过拿破仑，/斯拉夫分子萨马林/在此活动，在此葬身。”但是“在这儿，十二月党人的后裔，/俄罗斯英雄的儿女，/用蒙特克里斯托枪射击乌鸦，/并且刻苦攻读拉丁语。//只要是力所能及，/他，就像父辈，会满腔热忱，/对斯拉夫派的祖先/重新考察，并出版他们的作品。……”（《古老的庄园》）

　　帕斯捷尔纳克这些诗篇都贯穿着他对祖国和勇敢坚强的俄罗斯人民深沉的爱。这应当是人类共有的爱之标尺。

三

死掉的是我，活下的是你。

风在呼啸，风在倾诉，

摇撼着房屋和一片森林。

                 ——帕斯捷尔纳克

　　当一个诗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了一个异体，将对抗袭向他的各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灭，与大众化逐渐拉开距离，尤其是语言上和心理上的距离。其结果是这样一种效果：其声音越清晰，便越显得不和谐。没有合唱队喜欢这声音，美学上的孤立需要肉体的容积。

　　1947年3月，苏联国家作协书记苏尔科夫甚至在《文化与生活》杂志上发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文，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视野狭窄、内心空虚、孤芳自赏，未能反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旋律。帕斯捷尔纳克并未屈服，诗作无处发表，他就一边译书维持生计、一边开始诗性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他所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正因为围困和封堵，他更加勤奋执著，威望反而增高。从1945年至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前后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为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放弃《日瓦戈医生》的创作，1947年10月苏联当局逮捕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罪名是她伙同《星火画报》副主编奥西波夫伪造委托书。帕斯捷尔纳克明白伊文斯卡娅与此事无关，逮捕她的目的是为了恫吓自己。审讯员折磨伊文斯卡娅三天三夜，逼她交待“犹太佬”的反苏言行。帕斯捷尔纳克是犹太人，审讯员都管他叫“犹太佬”。后因审讯员发现伊文斯卡娅怀有身孕，不再审讯她，把她送入波季马劳改营。伊文斯卡娅在劳改营里被关五年，1953年才被释放。伊文斯卡娅在劳改营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无法同她联系，写了不少思念她、赞美她的诗：我们常无言对坐到夜深，/你埋头女红我手捧书本，/直到天明我竟未发觉，/ 记不清何时才停止接吻。/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你为我阻, 拦了绝望之路，/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      

　　伊文斯卡娅不仅是帕斯捷尔纳克温柔的情人，还是他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伊文斯卡娅的亲身经历丰富了拉拉的形象。形象原型参与塑造形象在文学史上也属罕见。1953年以后，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都由伊文斯卡娅负责。和伊文斯卡娅的爱情结局帕斯捷尔纳克早作了选择“……最好让这一雪夜/整倍整倍地伸延，/我再也没有能力/在你我之间划清界限。//哪怕从这些消逝的岁月/留下的只是流言蜚语，/可我们那时已不复存在，/谁知你我，又来自那里？”, （《相逢》）与日瓦戈医生对妻子东尼娅和拉拉的态度一样，帕斯捷尔纳克对妻子深感内疚，下不了决心同她离异，因此也无法同伊文斯卡娅正式结合。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写完《日瓦戈医生》，把稿子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编辑部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作者，还附了一封由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接着，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西蒙诺夫和费定是代表政府的文化官员，他们的意见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孤立的，要知道那还是斯大林时代的接壤地带。

　　195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通过伊文斯卡娅读到手稿，欣赏备至，把手稿带回意大利，准备出版意文译本。当他同帕斯捷尔纳克洽商时，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必须先在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伊文斯卡娅又去和文学出版社商议，恳求他们出版，并提出他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无法接受的词句以至章节，哪怕出个节本也行，但遭拒绝。这时，被称为“灰色主教”的苏斯洛夫出面了，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手稿为名向赛尔特里内利索回原稿，但费尔特里内利拒绝退稿。1957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文译本，接着欧洲又出版了英、德、法等各种语言的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1958年西方最畅销的书。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蜂涌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作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解释。苏联领导人发怒了。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抨击《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可是没一位文章作者读过这本小说。一些天真的学生还到帕斯捷尔纳克住所前骚扰，使他终日不得安生。伊文斯卡娅找到赛定，向他郑重声明，如果继续骚扰帕斯捷尔纳克，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便双双自杀。抗争的结果是1958年10月以前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短暂的安宁。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也及时向瑞典文学院发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但当晚，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逼他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不然苏联国家作协将开除他会籍，并让帕斯捷尔纳克到他家走一趟，苏共中央文艺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正在那里等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发表声明，也不肯同他去见波利卡尔波夫。

　　他在致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写道：“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金我准备转赠给保卫和平委员会”。“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在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娅通过电话后，立即到邮电局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一份电报：“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决定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与此同时，他也给苏共党中央发了份电报：“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 

　　为使伊文斯卡娅免遭迫害，帕斯捷尔纳克一切都在所不惜。然而一切都晚了，听命于政权的群众在苏共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的煽动下已在帕斯捷尔纳克住宅前示威，用石块打碎门窗玻璃，呼喊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的口号。如果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直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声称他本人准备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很可能真被驱逐出境。在一连串猛烈的打击下，帕斯捷尔纳克身心交瘁，一蹶不振。 

　　“死掉的是我，活下的是你。/风在呼啸，风在倾诉，/摇撼着房屋和一片森林。/不是孤独的摇撼某一棵树，/而是所有树木的集合/构成无边无际的远景，/如同一艘艘帆船的船体，/在平静的港湾上暂停。/它摇撼不是出于霸道，/也不是出于无缘无故的狂怒，/而是在忧伤中为你寻求/谱写摇篮曲的那些词句。”（《暴风》）

　　这是一种疼痛，它如此准确而又敏锐地通向心灵的深处。一首旋律奏响就会使人泪如泉涌的诗歌，应是帕斯捷尔纳克艺术生命的呼号。虽然愤怒，但又无怨无悔。这是对祖国心存大爱的人心中奏响的乐曲。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激起了世界范围内有良知的作家们的同情和愤怒。

　　在里约热内卢，巴西的小说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若热·亚马多表示，把帕斯捷尔纳克从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出来，说明公式化、概念化、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分子在苏联仍然占有优势，他们企图阻碍文学创作，只许一家独鸣，就像在斯大林时代一样。他说：如果没有各家共鸣，文学艺术就不能发展。我祝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金。  

　　法国作家，阿尔贝·卡缪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充满了爱的书，并不是反苏的。它并不对任何一方不利，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俄国只要记住这次诺贝尔奖金是授予了一个在苏维埃社会里生活和工作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样一件事就行了。  

　　英国作家托·斯·艾略特、格·格林、奥·赫胥黎、罗素、毛姆、普里斯特利、福斯特、韦斯特等人，联名拍了电报给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要求他保证不使帕斯捷尔纳克受迫害。“我们深切地关怀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我们认为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要求不要使“这位为整个文明世界所尊敬的作家”受害，并说这样会“玷污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  

　　奥地利的作家们当时也联名发表决议，抗议苏联对帕斯捷尔纳克所采取的行动，并向这位伟大的俄国同行在他孤独的时刻表示敬意，“他的国家的统治者的反知识分子恐怖已把他定了罪。”意大利全国作家联盟致电苏联作家协会：意大利全国作家联盟对于你会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沉痛的惊愕，并提出抗议。我们认为即使是对待一个政治性的、并肯定是决死的论战，这样的措施也是不公正的。它严重地违反作家的职业尊严。 

　　巴西争取文化自由协会表示，任何阻碍艺术家发出其艺术呼声的企图，都是非人道的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苏联政府针对帕斯捷尔纳克所采取的行动，是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无先例的侵犯。这种行动表明，作家的作品必须顺从官僚政治的既定形式，而不是服从于人类的不朽精神的最高准则。  

　　……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溘然逝世。

　　……

　　身处动荡，历经人类之大痛，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并非全是灾难，因为，天才需要生活教化和激活，他是天才，他从中接收了更多天启。当然很多时候，天才在某种意义上却像个孩子，他的大智是单向的，他无法周旋到与世俗化需求完全对应的程度。这不是无能，是一种质地优良的“单纯”，他需要时间垂怜。说历史是公正的，不如说时间可以把一切人为的乱象厘清，把混浊的世态澄明。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取得了他应有的地位。今天，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诗人和作家，他是诗歌、自由和力量的象征。